配资炒股门户网新婚之夜，我要求大我十五岁男人分房，他笑：我也是个正常的男人

1977年配资炒股门户网，恢复高考的消息刚点燃我的大学梦，我妈就为了五百块彩礼，一巴掌将我推进了火坑，嫁给了一个大我十五岁，沉默得像块冰的退伍军人。

街坊邻居都在背后嚼舌根，说他从战场上下来，手上沾过血，心理有毛病，是个不能惹的怪物。

新婚之夜，在那间红得发黑的婚房里，我闻到了死亡的气息，像个待宰的羔羊。

在恐惧的驱使下，我拼死反锁了房门，准备以死相搏。

可门外，他没有暴怒，反而在死寂中低笑一声。隔着门板幽幽地说道：“我也是个正常的男人。”

1977年的夏天，似乎比往年都要燥热一些。家属院里那几棵老槐树，被晒得蔫头耷脑，连知了的叫声都带上了一股有气无力的烦躁。

我叫林淑琴，刚满二十岁。那个午后，我正躲在自己那间窄小的房间里，小心翼翼地摊开一本从旧书摊淘来的高中数学课本。窗户开着一条缝，父亲上班的工厂传来的机器轰鸣声，混着邻居家炒菜的油烟味，一股脑地钻进来，这就是我二十年来最熟悉的世界。

我的世界很小，小到只有这个灰扑扑的家属院，大却也很大，大到能装下整个宇宙的星辰。那片星辰，就藏在我偷偷温习的课本里。恢复高考的消息，像一道惊雷，劈开了笼罩在我头顶多年的乌云，让我第一次看到了光。我的梦想是考上大学，当一名老师，穿着干净的白衬衫站在讲台上，而不是像母亲一样，一辈子围着灶台和药罐子打转。

这个梦想，我谁也没告诉。我知道，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，它太奢侈了。父亲是厂里最老实的钳工，挣的是死工资，母亲常年病着，家里一半的开销都填了药费。底下还有一个弟弟林家宝，十七八的年纪，正在跟隔壁车间的姑娘谈对象，眼看着就到了要盖房娶媳妇的时候。钱，像一块巨大的磨盘，压在全家人的心上。

我正沉浸在一道复杂的解析几何里，窗外猛地传来邻居王婶的大嗓门，那声音穿透力极强，像是专门为了让整个院子的人都听见似的。

“淑琴妈，在家吗？大喜事啊！我给你家淑琴说了个顶顶好的对象！”

我的心猛地一沉，手里的钢笔没拿稳，在泛黄的书页上划出一道长长的、刺眼的墨痕。完了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最怕的事情还是来了。

母亲闻声，像是一下子来了精神，连咳嗽都止住了，脚步匆匆地迎了出去。“哎呦，是王大姐啊，快进屋，快进屋喝口水！”

我竖起耳朵，大气不敢出。她们的谈话声被刻意压低了，但那些碎片般的词句，还是像子弹一样，精准地射进了我的耳朵。

“……周科长，三十五岁……”

“……部队上回来的，转业干部，正经党员……”

“……就是不爱说话，人老实本分，没结过婚……”

“……厂里刚分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，就在前头那栋楼……”

三十五岁。

这个数字像一把重锤，狠狠地砸在我的胸口，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比我大了整整十五岁，几乎和我父亲是同龄人了。在我二十岁的想象里，那该是一个多么苍老、多么无趣的男人。我甚至能想象出他眼角的皱纹，微秃的头顶，以及满口的之乎者也。他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，而是一个符号，代表着我所有梦想的终结，代表着我将要被推进去的、那个名为“婚姻”的坟墓。

不一会儿，房门被推开，母亲端着一杯飘着几粒冰糖的糖水走进来，脸上堆着我从未见过的、近乎谄媚的笑容。她把糖水放在我那张破旧的书桌上，小心地避开我的课本。

“淑琴，你都听到了吧？你王婶给介绍的，是咱们厂后勤科的周科长，叫周诚山。”她搓着手，语气里是压抑不住的兴奋，“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好姻缘啊！人家是干部，工资高，有房子，你嫁过去就是享福，再也不用跟我和你爸挤在这个破屋子里了。”

我垂着眼，盯着书上那道墨痕，声音冷得像冰。“我不嫁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母亲的笑脸瞬间僵住了。

我抬起头，迎着她的目光，一字一句地重复：“我说，我不嫁。我要考大学。”

“考大学？”母亲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声音陡然拔高，尖锐得刺耳，“你疯了！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到头来还不是要嫁人生孩子！你看看院里那些高中生，哪个不是早早嫁人了？再说了，你考上了，学费呢？生活费呢？你弟弟眼看就要结婚，彩礼、房子，哪一样不要钱？家里哪有钱供你这个大小姐去读什么大学！”

她的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，刀刀都扎在我最痛的地方。是啊，钱。我怎么忘了，我的梦想，原来是要用钱来垫的。

“你嫁了，”母亲的声音软了下来，带上了一丝哭腔，她抓住我的手，那双手因为常年操劳而粗糙无比，“你嫁给周科长，他家给的彩礼，就能给你弟弟救急。淑琴，你听妈的话，妈还能害你吗？周科长年纪是大了点，可年纪大的男人才懂得疼人啊！”

我甩开她的手，背过身去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倔强地不肯掉下来。疼人？我不需要一个父亲一样的男人来“疼”我，我需要的是一双能让我飞出这个牢笼的翅膀。

几天后，在母亲“你不去见就是逼我去死”的要挟下，我还是见到了那个叫周诚山的男人。

地点就在我们家那间小得转不开身的客厅里。他来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了。我被母亲从房间里推出来，像一个待价而沽的商品。

他比我想象中要高大、挺拔，肩膀很宽，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，很干净。寸头，皮肤是常年日晒的古铜色，五官算不上英俊，但很端正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深邃得像两口古井，看不出任何情绪。他没有我想象中的油腻或者猥琐，只是沉默。

一种极致的、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
他手里提着一网兜苹果和一包糕点，放在桌上。然后就端正地坐在那张小板凳上，腰杆挺得笔直，双手放在膝盖上。

母亲和父亲在一旁没话找话，极尽热情地夸赞他年轻有为，他只是偶尔“嗯”一声，或者点点头。他的目光大部分时间都落在地面上那块磨损的地砖上，偶尔会抬起来，扫我一眼。那目光不带任何审视、欲望，或者好奇，就像……就像一个工匠在看一块木头，评估着它的材质，冷静，客观，抽离。

全程，他只主动说了三句话。

进门时，对我的父母说：“叔叔好，阿姨好。”

在我母亲问他对这门亲事怎么看时，他说：“我听王婶说了。”

临走前，我父亲客套地问他还有什么要求，他说：“我没意见。”

这三句简短的话，比任何长篇大论都让我感到恐惧和绝望。这个男人，他不是来娶一个妻子，他像是在执行一项任务，一项组织上交代的、名为“结婚”的任务。他对这一切都没有意见，那么，我的意见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他身上到底藏着什么？这桩婚事，他又是怎么想的？在那深不见底的沉默背后，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灵魂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一张无形的大网，已经从四面八方朝我收拢过来，我无处可逃。

那次见面，与其说是相亲，不如说是一次单方面的审判。周诚山的“我没意见”，在我母亲听来，就是板上钉钉的“我同意”。

从那天起，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屋子，被一种虚假的喜气给笼罩了。母亲的精神头好得不得了，走路都带着风，她开始兴高采烈地为我筹备婚事，仿佛我已经是周家的人。她不再唉声叹气地计算着药费，而是掰着手指头盘算着彩礼该怎么花。

没过两天，王婶就又上门了，这次，她带来的是周诚山那边托她转交的“心意”。不是钱，而是几张票证和一小沓现金。母亲攥着那些钱，笑得合不拢嘴，当天下午就拉着我去布店，扯了两块时下最流行的“的确良”布料，一块红色，一块蓝色，说是给我做嫁衣和出门穿的衣裳。

布料的颜色那样鲜亮，刺得我眼睛生疼。

回家的路上，她又拐进百货商店，用剩下的钱，给弟弟林家宝买了一双崭新的“三接头”黑皮鞋。弟弟穿上新鞋，在狭小的客厅里来回踱步，皮鞋踩在水泥地上，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，每一下，都像踩在我的心上。

全家人都沉浸在这突如其来的“富裕”里，只有我，像一个局外人，冷眼看着这场用我的幸福换来的狂欢。

我决定反抗，用我唯一能想到的，也是最笨拙的方式——绝食。

我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，任凭母亲在门外如何叫骂、哀求，我都置之不理。我躺在床上，不吃不喝，身体因为饥饿而阵阵发虚，头脑却异常清醒。

我把所有的课本都堆在床头，拼命地看书，做题。那些公式和定理，成了我对抗整个世界的唯一武器，是我溺水时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天真地想着，或许我病倒了，母亲就会心软，就会放弃这门荒唐的婚事。

第三天晚上，门外响起了父亲的敲门声。不是母亲那种急促的拍打，而是迟疑的、轻轻的几下。

“淑琴，开门，是爸。”他的声音沙哑，透着一股疲惫。

我没动，依旧死死地盯着书本。

门外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，然后是蹲下的声音。隔着一层薄薄的门板，我能感觉到他的存在。

“淑琴啊，”他把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是怕被母亲听到，“爸对不住你。咱家的情况……你心里也清楚。你妈她……她也是没办法。”

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，模糊了书上的字迹。

“那个周诚山，我托厂里的老伙计打听了，”父亲继续说，“人很正派，在部队立过功，就是……就是不爱说话。他……他能给的彩礼，是你弟弟结婚的救命钱啊。家宝处的那个对象，人家姑娘家里说了，没房子，就别想结婚。”

我再也忍不住，隔着门板哭喊出来：“所以呢？所以我就要用我的一辈子，去换弟弟的彩礼和房子吗？爸，你是我爸啊，你怎么也能这么想？”

门外是长久的、令人窒息的沉默。我能想象出父亲蹲在地上，佝偻着背，满脸愁苦的样子。他是个老实懦弱的男人，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，也一辈子没为自己的儿女争取过什么。

许久，他才用近乎呢喃的声音说：“是爸没本事……是爸没本事啊……”

说完，就是他拖着沉重步子离开的脚步声。

那一刻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。父亲的妥协，母亲的决绝，弟弟心安理得地穿上新鞋时的沉默，都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把我牢牢地困在了中央。我的梦想，我那小心翼翼守护着的光，在赤裸裸的生存和亲情绑架面前，脆弱得不堪一击。

绝望中，我甚至想到了死。一了百了，就再也没有人能逼我做任何事。可当我摸到手腕上那冰冷的剪刀时，脑海里浮现出的，却是母亲日渐憔憔悴的脸，和父亲鬓角新增的白发。我恨他们，可我……也无法真的抛下他们。

我的反抗，最终以一种我没想到的方式收了场。

第四天中午，母亲在门外哭喊的声音越来越微弱，最后，我听到“扑通”一声闷响，紧接着是父亲惊慌失措的大喊：“老婆子！老婆子！你怎么了！”

我慌了，手忙脚乱地拉开门栓冲了出去。母亲脸色蜡黄地晕倒在地上，嘴唇发紫。

医院里，刺鼻的消毒水味道让我阵阵作呕。医生说，母亲是急火攻心，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和操劳过度，才会晕倒，需要静养，不能再受刺激。

我看着躺在病床上，插着输液管，脸色苍白如纸的母亲，她那双曾经用来打我、也曾温柔抚摸过我的手，此刻无力地垂在床边。父亲蹲在一旁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不停地抹着眼泪。弟弟家宝站在墙角，低着头，一遍遍地用脚尖蹭着地面。

我的心，在那一刻，彻底死了。

我意识到，我的反抗是多么的自私和无力。我用伤害自己的方式，最终却更深地伤害了爱我的人，也伤害了我自己。在这场名为“家庭”的博弈里，我输得一败涂地。

我对父亲说：“爸，别哭了。我去……我去跟王婶说，我答应了。”

父亲猛地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不敢置信和浓浓的愧疚。我别过脸，没有看他，我的翅膀，被他们，被这个家，被我自己，亲手折断了。

我的妥协，换来了全家的“喜气洋洋”。

母亲听说我点了头，当天就从病床上坐了起来，精神好了大半。出院后，她就像一台上满了发条的机器，开始马不停蹄地张罗我的婚事。婚期定得很快，就在半个月后。

周诚山那边很快送来了正式的彩礼。那是一个周末的上午，他没有亲自来，而是托了两个厂里的同事，用一辆崭新的平板三轮车送来的。

一辆刷着绿漆的、锃亮的永久牌自行车，车头还系着一朵大红花。一台崭新得能照出人影的蝴蝶牌缝纫机。还有，一个用红纸包着的、厚厚的信封，里面是整整五百块钱现金。

这些东西，在七十年代末的工厂家属院，不亚于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。邻居们都挤在我们家门口，探头探脑地往里看，眼神里充满了惊叹和羡慕。

“哎呦，淑琴妈，你可真有福气！这周科长出手也太大方了！”

“是啊是啊，自行车、缝纫机，这可是‘三大件’里的两样啊！淑琴嫁过去，就是享福的太太命！”

“五百块钱！天哪，顶得上一个工人快两年的工资了！”

母亲的腰杆挺得笔直，脸上泛着红光，嘴上谦虚着“哪里哪里”，眼角的笑纹却怎么也藏不住。父亲在一旁递烟、倒茶，笨拙地应酬着。弟弟家宝则兴奋地围着那辆新自行车打转，爱不释手。

整个家都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和荣耀里，仿佛那些东西不是我的卖身钱，而是天上掉下来的福祉。

我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，任由母亲和王婶在我身上比划。她们用那块大红色的“的确良”布料，给我赶制了一身嫁衣。那红，红得那么刺眼，像血。

试穿嫁衣那天，我站在那面因年久而布满黑斑的穿衣镜前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红色的棉袄，红色的长裤，衬得我的脸毫无血色。镜子里的人是那么陌生，梳着两条粗黑的辫子，眼神空洞，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。那是我吗？那不是我。那只是一个即将被送上祭台的祭品。

我没有哭，从答应这门婚事的那天起，我的眼泪好像就流干了。心已经死了，麻木了，也就感觉不到疼了。

婚礼前一天，家里来了很多帮忙的亲戚，吵吵嚷嚷。我借口去公共水房打水，想透口气。初秋的风已经带了些凉意，吹在脸上，却吹不散我心里的憋闷。

水房里，几个洗衣服的大妈正凑在一起，压低了声音说闲话。我刚走近，就听到了我的名字。

“听说了吗？明天林家那个淑琴就结婚了，嫁给后勤科那个周科长。”一个胖大妈用胳膊肘捅了捅旁边的人。

“可不是嘛，那排场，自行车、缝纫机都送来了，这姑娘有福气。”

“福气？”先前说话的胖大妈撇了撇嘴，声音压得更低了，带着一股神秘兮兮的味道，“那可不一定。你们不知道吧？那个周科长，以前在部队里待了十几年，上过真正的战场，听说……手上是沾过血的，杀过人呢！”

我的心猛地一跳，提着水桶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。

另一个瘦高个的大妈立刻接上话，一脸惊恐又兴奋的表情：“不止呢！我听我们家那口子厂里的人说，他这人性子怪得很，像块冰疙瘩，三十好几了都不找对象，之前给他介绍过好几个，他都不要。有人说，他是不是……在部队里伤了哪儿，身体或者……心理上，有什么毛病啊？”

“对对对，我也听说了！不然条件这么好，怎么会拖到三十五岁，还找个比自己小这么多的？”

“嘘……小点声，人来了……”

她们发现了我，立刻住了嘴，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，然后各自埋头搓洗衣裳，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。

我站在原地，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。她们的话，像一条条冰冷的毒蛇，顺着我的耳朵，钻进了我的心里，疯狂地啃噬着我那本已麻木的神经。

上过战场？杀过人？身体或者心理有毛病？

这些词句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。之前对他那个沉默寡言的印象，所带来的那种模糊的恐惧，瞬间被放大成了一种对未知的、具体的生命威胁的恐惧。

一个在战场上杀过人、性情古怪、可能有心理问题的男人……他那深不见底的沉默，那双毫无情绪的眼睛，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？是战争留下的创伤？还是扭曲的人格？

我嫁过去，会面临什么？他会不会在某个深夜，突然像变了一个人，对我施加暴力？那些流言蜚语，像一张恐怖的画卷，在我面前缓缓展开。我不敢再想下去，提起几乎要脱手的水桶，落荒而逃。

婚礼那天，家属院里热闹非凡。

鞭炮声从早上响到中午，震得人耳朵发麻。家里摆了三桌酒席，亲戚邻居坐得满满当当。划拳声，劝酒声，大人们的恭维说笑声，孩子们的追逐嬉闹声……这一切的喧闹，都与我无关，它们像潮水一样包裹着我，却又离我那么遥远。

我穿着那身刺眼的红衣，脸上涂着母亲硬给我抹上的胭脂，机械地笑着，端着酒杯，跟着父亲，一桌一桌地敬酒。人们说着“新婚快乐，早生贵子”的吉祥话，往我手里塞着红包，用各种各样或羡慕、或同情、或看热闹的眼神打量着我。

周诚山一直在我身边。他也换上了一身崭新的蓝色中山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他话依旧很少，大部分时间都只是沉默地站着。

但他会在一些油滑的亲戚过分劝我酒的时候，不动声色地跨前半步，端起自己的杯子，沉声说一句：“我替她喝。”然后一饮而尽。

他的酒量似乎很好，一杯接一杯的白酒下肚，脸上连颜色都没变一下，只是那双深邃的眼睛，好像更亮了一些。

我偶尔能闻到他身上传来的一股淡淡的肥皂味，干净而清爽，并不像我想象中那种老男人的味道。可我只要一想起水房里听到的那些流言，心里就一阵阵地发冷，连端着酒杯的手都在微微颤抖。

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精心打扮过的祭品，在家人的欢笑和众人的注视下，一步步被推上了一个名为“婚姻”的祭台。而祭台的另一边，站着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、充满了未知危险的男人，今晚过后，我的人生，就要彻底坠入深渊了。

酒席的喧闹，一直持续到很晚。

送走最后一波闹洞房的年轻同事，周诚山关上了房门。“哐当”一声轻响，仿佛一个开关，将外面那个喧闹的世界彻底隔绝。

整个屋子瞬间安静下来，静得能清晰地听到彼此的呼吸声，还有我那擂鼓般的心跳。

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处。

我拘谨地站在客厅中央，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这是他的房子，厂里分的一室一厅，不大，却被他收拾得异常整洁，甚至可以说是一尘不染。地板是水泥的，扫得很干净。墙上贴着几张崭新的革命宣传画。所有的东西都摆放得井井有条，带着一种军队里特有的规整感。

卧室里，崭新的大红被褥，枕头上用金线绣的“百年好合”，窗户上贴着的大红双喜剪纸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红得那么刺眼，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，灼得我心慌意乱。

空气中，弥漫着一股酒气，还混杂着一种陌生的、独属于他的气息。我紧张得连呼吸都觉得困难。

他脱下中山装外套，挂在墙上的衣帽钩上，只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。他去厨房，不知道从哪里找出两个搪瓷杯子，倒了两杯水，水应该是早就晾好了的，温的。

他走到我面前，把其中一杯递给我，杯子上的红五星在灯光下闪着光。

他的手很稳，指甲剪得干干净净。那道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的旧疤，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晰，像一条狰狞的蜈蚣趴在他的手上。

我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，又想起了那些流言。杀过人……有毛病……

我不敢接那杯水，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，低着头，浑身控制不住地开始发抖。

他递水的动作在半空中停住了。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恐惧，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收回了手，把两杯水都放在了客厅那张唯一的方桌上。

他没有看我，只是转过身，指了指通往卫生间的小门，声音因为喝了酒而带上了一丝沙哑，但依旧平稳：“你……先去洗漱吧，热水在炉子上温着。”

他的平静，在我看来，更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

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，几乎是逃也似的，一头冲进了卧室。

我没有去洗漱，也没有换下这身嫁衣。我靠在卧室门后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将门重重地关上。

紧接着，我颤抖着双手，摸索着找到了门背上那根冰冷的、粗糙的金属插销，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，死死地、决绝地将它插进了门扣里。

“咔哒”一声，在寂静的夜里，显得格外响亮。

做完这一切，我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。我背靠着冰冷的门板，缓缓地滑坐到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跳动，几乎要从喉咙里蹦出来。

门外，一片死寂。

我蜷缩在地上，抱着膝盖，把头深深地埋进去。我紧张地等待着，等待着我预想中的一切。

我以为，他会暴怒。一个男人，在新婚之夜，被新娘反锁在门外，这绝对是奇耻大辱。我以为他会愤怒地质问，会用力地踹门，会像那些流言里描述的那样，撕下他沉默温和的伪装，暴露出他“不正常”的、狰狞的一面。

恐惧像一张大网，将我紧紧地攫住。我甚至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如果他破门而入，我就……我就用头去撞墙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

门外始终没有任何动静。没有质问，没有叫骂，更没有踹门声。那份死寂，比任何声音都更让我感到煎熬。

就在我的神经快要被这无边的寂静绷断，就在我快要窒息的时候，门外，终于传来了他的声音。

那声音不高，隔着一层厚厚的木门板，却异常清晰。

出乎我所有预料的是，那声音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怒气，反而带着一丝……怎么说呢，一丝无奈，一丝疲惫，甚至还有一丝极轻的、若有若无的自嘲的轻笑。

他隔着门板，缓缓地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我也是个正常的男人。”

他这句话，像一颗投入死水里的石子，在我混乱的脑海里激起了千层巨浪。

我也是个正常的男人。

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
我的第一反应，是一种更深的恐惧。这难道是一种威胁吗？像是在警告我：我是个正常的男人，我有正常的需求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把我惹毛了对你没好处。这句看似平淡的话，是不是隐藏着暴力的潜台词？

可那语气……那语气里分明没有威胁的成分。那一声极轻的笑，更像是一种叹息，一种面对荒诞现实的无力感。那么，有没有可能是另一种意思？一种解释？像是在说：我也是个有血有肉、有尊严、会感到尴尬和难堪的正常人，我能理解你此刻的心情，但我同样也处在这桩尴尬的婚事里。

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，像两个小人，在我的脑子里疯狂地打架。我的心被这巨大的不确定性高高地悬到了嗓子眼，不上不下，难受得紧。我僵在原地，蜷缩在门后冰冷的地面上，连呼吸都下意识地屏住了，不敢发出任何声音，生怕一丁点的响动都会成为点燃炸药的引线。

我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想象着他下一秒就会失去耐心，用他那高大魁梧的身体，把这扇薄薄的木门撞开。

门外，再次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

就在我以为他会一直站在门口，跟我对峙到天明的时候，我听到了轻微的、拖沓的脚步声。

那脚步声不是走向门口，而是……走向了客厅的方向。

接着，我听到了客厅里那张老式木头柜子被拉开时，发出的“嘎吱”一声。然后是悉悉索索一阵翻找的声音，好像是在找被子或者毯子之类的东西。

最后，一切又都归于了平静。

他……就这么走了？

他没有发火？没有质问？没有坚持？

他就这样，接受了我把他关在门外的事实，然后自己去客厅想办法了？

这个结果，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。我设想了一百种他可能有的激烈反应，却唯独没有想到这一种——平静地接受。这种平静，比激烈的冲突更让我感到困惑和不安。这个男人，比我想象中要难以捉摸一百倍，一千倍。

他到底在想什么？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

那个晚上，我几乎一夜没合眼。

我就穿着那身大红的嫁衣，靠在门后，蜷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。卧室里的红，显得那么诡异。我竖着耳朵，像一只警惕的兔子，听着门外的一切动静。

可是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

没有脚步声，没有咳嗽声，没有翻身的声音。客厅里安静得像没有人一样。

他睡着了吗？他睡在哪里？是睡在客厅那张唯一的硬板凳上，还是……

我不敢想下去。极度的恐惧、困惑，混杂着一丝连我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异样情绪，在我心里翻江倒海，搅得我一夜无眠。后半夜，我实在熬不住，才迷迷糊糊地爬上床，和衣而卧，但睡得极不安稳，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我惊醒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窗外的天色开始泛起一丝鱼肚白。家属院里隐约传来了早起工人去上班的脚步声和咳嗽声。

新的一天，来了。

我躺在床上，像一具僵尸，睁着眼睛，茫然地看着天花板。

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总不能一辈子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。我终究要面对他，面对这个名义上已经是我的丈夫的陌生男人。

经过了一夜的心理挣扎，恐惧似乎被疲惫冲淡了一些。我终于鼓起了所有的勇气，悄悄地爬下床，像个小偷一样，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。

我把耳朵贴在门板上，仔细地听了听，门外依旧是一片死寂。

我颤抖着，伸出手，极其缓慢地、一点一点地，将那根插销抽了出来。

金属摩擦的声音在清晨的寂静中被放大了无数倍，每一下都敲在我的心上。

我把门拉开一道极小的缝隙，只够我的一只眼睛向外窥探。

然后，我愣住了。

客厅的景象，让我整个人都定在了那里。

没有我想象中的狼藉，也没有一个因为愤怒而等待着我的男人。

客厅中央的空地上，铺着一床薄薄的、洗得发白的被子。周诚山高大的身躯，就那样和衣而卧，蜷缩在那床薄被上。他甚至没有枕枕头，只是把胳膊垫在头下。因为地板太硬，地方又小，他整个人都显得有些局促，长手长脚都舒展不开。

他睡得很沉，呼吸均匀。清晨微弱的光线透过窗户照进来，落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，那双深邃的眼睛闭着，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阴影，让他看起来少了几分白日的冷硬，多了一丝难言的疲惫和……脆弱。

而在我们家那张唯一的方桌上，端端正正地放着一个盖着的搪瓷碗。碗的旁边，压着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条。

这一幕，像一幅无声的画，重重地撞击着我的眼球，也撞击着我的心。

他没有睡在板凳上，他睡在了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。

他不仅没有对我发火，还……给我留了东西？

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这是一种无声的示威，用自我作践的方式来谴责我的无情？还是一种……一种我无法理解的、笨拙的体谅？

我在门口僵立了许久，才终于回过神来。

我小心翼翼地，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地，推开门走了出去。清晨的空气带着凉意，我不禁打了个寒颤。

他似乎睡得很沉，对我走出来毫无察觉。我绕过他，走到桌边，轻轻拿起了那张纸条。

纸条是从学生用的作业本上撕下来的，上面是两行字，字迹算不上漂亮，但一笔一划都写得非常用力，刚劲有力，像是要刻进纸里一样。

“我上班去了。锅里有粥，记得吃。”

没有署名，没有多余的话，就是这样一句简单到近乎命令式的交代。

我的心，像是被什么东西非常轻地、却又非常准地撞了一下，泛起一阵酸楚。我捂住嘴，差点哭出来。

我走到厨房，那口大铁锅还放在煤炉上，下面用最小的火温着。我揭开锅盖，一股混合着米香和热气的暖流扑面而来。锅里是熬得金黄粘稠的小米粥，上面还撒了几粒红色的枸杞。

我盛了一碗，捧在手里。粥的温度，透过搪瓷碗壁，源源不断地传递到我的掌心，然后，仿佛顺着我的血脉，一直暖到了我的心里。

我端着粥，坐在桌边的小板凳上，小口小口地喝着。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，一滴一滴，砸进金黄的粥里，漾开一圈圈小小的涟漪。
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。是因为委屈？是因为后怕？还是因为……这一碗粥的温度？

流言中那个“心理有毛病”的怪物，那个“手上沾过血”的冷酷男人，会这样细心地为人准备好一碗热粥，然后自己蜷缩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睡一夜吗？

我开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混乱。我过去二十年建立起来的，对人、对事的认知，在这一刻，似乎都开始动摇了。

吃完粥，我鬼使神差地，开始打量这个即将成为我余生牢笼的家。

昨天来的时候，我满心恐惧，根本无暇细看。现在静下心来，我才发现，这个家虽然简朴到近乎寒酸，却有一种异常的整洁和秩序感。

地面上没有一丝灰尘，桌椅擦得干干净净。厨房里的锅碗瓢盆，都分门别类地挂在墙上，摆放得整整齐齐。就连那几张贴在墙上的宣传画，四个角都拉得笔直，没有一丝褶皱。这种近乎刻板的规整，带着强烈的个人印记，让我再次想到了“部队”两个字。

我的目光，最后落在了客厅角落里一个用几块木板搭成的简易书架上。

书架不大，上面的书也不多。最上层，是几本红色的语录和学习材料。但让我惊讶的是，在下面一层，我竟然看到了几本旧书。一本是封皮已经磨损的《红楼梦》，一本是竖版繁体的《水浒传》，还有一本薄薄的《唐诗三百首》。

我走过去，拿起那本《红楼梦》，轻轻翻开。书页已经泛黄，有些地方还用铅笔画着淡淡的横线。书页的边缘因为经常被翻动，已经起了毛边。

我的心，又是一震。

一个只会上战场、沉默寡言的“粗人”，会一个人安安静静地，反复阅读《红楼梦》吗？

我把他睡在地上的那床薄被叠好，放进柜子里。做这些的时候，我的心里五味杂陈。这个男人，就像一个巨大的谜团，我以为我看透了他冷酷的外表，却发现里面还包裹着一层又一层的秘密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奇异的、心照不宣的“分居”状态。

他每天依旧是天不亮就去上班，晚上很晚才回来。回来后，他会主动做好晚饭。饭菜很简单，通常就是馒头，一盘炒白菜或者土豆丝，外加一碗玉米糊糊。但他会把饭菜分成两份，一份放在桌上，另一份，端到我的卧室门口，轻轻放下，然后自己回到客厅吃饭。

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却像两个几乎没有交集的陌生人。

他从不主动敲我的房门，从不试图跟我说话，甚至连走路都会刻意放轻脚步，仿佛我的卧室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，而那扇门，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。

第一个月的月底，他发了工资。那天晚上，他把一个信封，连同一些粮票、布票，一起放在了我的房门口。信封里是他这个月的全部工资，一分没留。

我打开门拿起信封时，他正坐在客厅的椅子上，低头擦拭着一把……军用匕首。昏黄的灯光下，那匕首泛着森冷的光。我的心猛地一缩，刚升起的一点点暖意瞬间又被浇灭了。

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抬起头，看到我煞白的脸，愣了一下。

然后，他默默地把匕首收进了抽屉里，沉声说了一句：“家里……你看着办。”

说完，他就拿起那本《水浒传》，低头看了起来，再也没有看我一眼。

我攥着那个装满了他工资的信封，站在门口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这个男人，他总是这样，用一个看似温柔的举动，暖了我的心，又在下一秒，用一个冰冷的、令人恐惧的行为，把我重新打回原形。

他到底，是个怎样的人？

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。白天，他去上班，整个屋子都是我的。我把复习资料大大方方地摆在桌子上，不再需要偷偷摸摸。晚上，他回来后，我就回到我的“领地”，关上门，继续学习。

我们之间的交流，仅限于他放在门口的饭菜，和那个装着工资粮票的信封。无声，却又带着一种奇怪的默契。

我对他，依旧是畏惧的。尤其是那天晚上看到他擦拭匕首之后，那种恐惧更是深入骨髓。可与此同时，一种强烈的好奇心，也在我心里疯狂地滋长。

转折点，发生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夜晚。

那天晚上，我被一道立体几何的辅助线题给难住了。我对着那道题，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个多小时，草稿纸画满了，却依旧理不出头绪。越是想不出来，心里就越是烦躁。最后，我赌气似的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把书重重地合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

我趴在桌子上，把头埋在臂弯里，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。这条路，真的走得通吗？

就在这时，卧室的房门，被轻轻地敲响了。

“咚，咚咚。”不急不缓，带着一丝迟疑。

我的神经瞬间绷紧了，像一只被惊扰的猫，猛地抬起头，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这么多天，他从未敲过我的门。

“谁？”我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颤。

门外沉默了片刻，才传来他那低沉而平稳的声音：“是我。”

又是片刻的沉默。我能感觉到，他似乎也在组织着语言。

“我……听到你好像遇到难题了。”他的声音里，带着一丝不确定。

我没说话，死死地盯着门板。他怎么知道？他一直在听我这边的动静吗？

门外，他又开口了，声音比刚才更轻了一些，仿佛怕吓到我：“我以前……也读过高中。你要是不介意……我可以看看。”

我可以看看。

这五个字，像有魔力一般，让我那颗狂跳不止的心，稍微安定了一些。

我犹豫了。我的理智告诉我，不能开门，要维持住这道安全的屏障。可我的内心深处，又有一个声音在说，或许……可以试一试？

在长久的、天人交战般的犹豫之后，我鬼使神差地站了起来，走到门边，拉开了门。

他站在门口，手里端着一杯水，似乎是刚刚倒的，还冒着热气。看到我开门，他明显愣了一下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。

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了片刻，我立刻像被烫到一样，飞快地垂下了眼睑。

他没有立刻进来，只是站在门口，目光落在我书桌上那本摊开的数学书上。

“是这道题吗？”他问。

我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他这才迈步走了进来，把水杯放在我的桌角，然后很自然地拿起了我的钢笔。他没有坐下，只是弯着腰，高大的身躯笼罩在我的书桌上方，带来一种无形的压迫感。

他拿起我的草稿纸，看了一眼我画得乱七八糟的图，然后把纸翻过来，在空白的一面，重新画了起来。

他的手很大，握着我那支秀气的钢笔，显得有些不协调。但他的动作却异常沉稳，线条画得又直又准，仿佛手里握的不是笔，而是精密的仪器。

“你看，从这个顶点，向这个平面做一条垂线，”他的声音很低，就在我的耳边响起，温热的气息拂过我的头发，让我不由得缩了缩脖子，“这样，就构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。然后，再连接这个点……”

他的思路异常清晰，逻辑缜密得可怕。那些困扰了我一个多小时的难题，在他手里，三两下就被拆解开来，变得简单明了。他讲得很慢，很有耐心，完全不像一个只懂打仗的军人。

讲完题，他把笔放下，退后了一步，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

“……听懂了吗？”他问。

我呆呆地点了点头，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谈。借着这道题的由头，我鼓起勇气，问出了我一直以来的困惑。

“你……你不是一直在部队吗？怎么还会做这些题？”

他靠在墙边，没有看我，目光投向窗外漆黑的雨夜。“参军前，我也是高中毕业。那时候，成绩还行。”他的语气很平淡，像是在说别人的事。

“那你为什么……”我问了一半，又觉得不妥，把后半句“为什么要去当兵”咽了回去。

他似乎知道我想问什么，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一个算不上笑容的表情。“家里成分不好，那时候，想有出路，当兵是最好的一条路。”

我沉默了。原来，他也有他的身不由己。

“你好好学。”他忽然说，“我看你一直在复习，是想考大学吧？”

我心里一惊，他果然什么都知道。我点了点头。

我以为他会像我母亲那样，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。但他没有。他只是看着我那些宝贝似的复习资料，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，像是怀念，又像是遗憾。

他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：“挺好的。读书是好事。我尊重读书人。”

那一刻，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，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触碰了一下。我的梦想，第一次，得到了来自这个家庭的成员的，明确的肯定和支持。

临走前，我的目光落在他放在桌上的那只手上，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：“你手上的伤……是怎么弄的？”

他看了一眼那道狰狞的疤痕，眼神暗了一下，只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训练时候不小心，留下的。”

说完，他便转身走出了我的房间，并体贴地帮我带上了门。

从那天晚上起，一切都悄然改变了。

他成了我的“课外老师”。每当我遇到难题，不再需要一个人钻牛角尖，只要把书放在客厅的桌上，第二天早上，旁边就会多一张写满了解题思路的草稿纸。

偶尔，他下班早，我们会在饭后，隔着一张方桌，讨论书里的问题。他会给我讲一些部队里的趣事，当然，他很聪明地避开了所有残酷血腥的部分，只讲那些训练时的笑话，或者战友间的糗事。他也会跟我讨论《红楼梦》里的林黛玉和薛宝钗，讨论《水浒传》里的英雄好汉。

我这才发现，他其实非常博学，只是极度不善言辞。他像是藏着一个宝库，只有当你拿着正确的钥匙，小心翼翼地去叩问时，他才会为你打开一条小小的缝隙。

我对他的感觉，也在这日复一日的相处中，悄然发生着变化。恐惧依然存在，像一根扎在心底的刺，但不再是全部。那根刺的周围，开始慢慢地生出了一些别的东西。是好奇，是钦佩，是感激，甚至……还有一丝我自己都不敢承认的，若有若无的依赖。

这个比我大十五岁的男人，正在用他自己那种沉默而笨拙的方式，一点一点地，瓦解着我用恐惧和偏见筑起的高墙。

1977年的冬天，来得特别早。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，就定在了这个寒冷的冬季。

考试前一天晚上，我把所有的书本都整理好，铅笔削了一遍又一遍，心里既紧张又期待。这不仅仅是一场考试，这是我人生的渡口，将决定我驶向哪个方向。

周诚山那天晚上没有看书，也没有擦拭他的那些工具，只是安静地坐在客厅的椅子上，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。屋子里烟雾缭绕，呛得我有点咳嗽。

我知道，他有心事。

我终于鼓起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勇气，走到他面前，问出了那个从新婚之夜起，就一直盘踞在我心里，折磨了我无数个日夜的问题。

“周诚山，”我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叫他，“新婚那天晚上，你隔着门说……你说你也是个正常的男人。那句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的声音不大，但在寂静的屋子里，却显得格外清晰。

他抽烟的动作猛地一顿，抬起头，诧异地看着我。他似乎没想到，我会突然问起这个。

他沉默了很久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。他把手里的烟蒂在烟灰缸里用力地摁灭，然后又点燃了一支。缭绕的烟雾后面，他的脸看起来有些模糊，那双深邃的眼睛，正凝视着窗外无边的夜色。

“那天，”他终于开口了，声音比平时更加沙哑和低沉，“我送走那些闹洞房的人，一回头，看到你站在那儿，穿着一身红衣服，脸煞白，整个人都在发抖，像一只快要被吓死的小兔子。”

“我当时就知道了，”他顿了顿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“这门亲事，委屈你了。你不是心甘情愿的。”

我的心，随着他的话，一点点地揪紧。

“来你家提亲前，王婶跟我说了你家的情况。她说你家困难，说你是个好姑娘，知书达理。”他继续说，像是在回忆一件很遥远的事情，“我这个年纪，本来没想再结婚。我……以前，在部队的时候，有过一个对象。”

这是他第一次，主动提起自己的过去。

“她是个护士，南方人，比我小三岁。我们说好了，等那次任务结束，就一起打报告，申请结婚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沉重，“后来……任务是完成了，我回来了，她没回来。”

我的呼吸，瞬间停止了。

“从那以后，我就觉得，结婚这事儿，没意思了。一个人过，也挺好。”他苦笑了一下，“直到前两年，我爸妈写信来，说他们病得快不行了，这辈子唯一的念想，就是看我成个家。我知道他们是骗我的，可我……我没办法。”

他转过头，目光第一次那么直接地、深深地看着我。那目光里，有愧疚，有坦诚，还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化不开的温柔。

“所以，我答应了相亲。所以，我娶了你。”

“新婚那天晚上，你把我锁在门外。说实话，是个男人都会觉得没面子，会生气。我也一样。”他看着我，眼神无比认真，“我说我‘也是个正常的男人’，第一层意思，是告诉你，我跟你一样，有血有肉，有人的正常情绪，我也会感到尴尬和难堪。”

“第二层意思……”他掐灭了烟，直视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，“一个正常的男人，会有七情六欲，看到你这样年轻好看的姑娘，尤其是在那种情况下，说不心动，那是假的。但是，一个真正正常的、有良心、算得上‘人’的男人，不会去欺负一个被逼着嫁给自己、已经吓坏了的小姑娘。我的‘正常’，也包括了作为一个男人，应该有的克制、底线和……尊重。”

话音落下的那一刻，我心中那根盘踞了数月之久、名为“恐惧”的尖刺，被他这句话，连根拔起。

原来，那晚我听到的那声轻笑，不是嘲讽，不是威胁，而是他对自己身处这桩荒诞婚姻中的一种无奈的自嘲。

原来，他所有的沉默、退让和距离感，不是因为性情古怪，也不是因为心理有病，而是他用自己那种笨拙到近乎刻板的方式，在守护着我最后的、那一点点可怜的尊严和梦想。

这个沉默如山的男人，用他的行动，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温柔。

眼泪，再一次不受控制地涌出眼眶。但这一次，不是因为委屈和恐惧，而是因为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和心安。

高考那天，天还没亮，他就起来了。他没有让我吃冷馒头，而是用头天晚上剩的米饭，卧了两个金灿灿的荷包蛋，他说，这叫“满分”。

他用那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，载着我，穿过清晨还很安静的街道，去往考场。我坐在后座上，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轻轻地，抓住了他腰间的一点衣角。

他的身体，在那一刻，似乎僵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放松了。

我在考场里奋笔疾书，为自己的未来做最后一搏。我知道，考场外面，有一个男人，在默默地等着我。他不是我的牢笼，他是我的港湾。

故事的结尾，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宣言，也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只是在一个很普通的、考完试后的夜晚，我做好了晚饭，给他盛了一碗，也给我自己盛了一碗。然后，我没有再像往常一样端着碗回到我的卧室，而是坐在了他旁边的椅子上。

他正在看报纸，感觉到我坐下了，抬起头，惊讶地看了我一眼。那眼神里，先是错愕，然后，慢慢地，化成了一片化不开的温柔。